农耕生产是人类生产力的一次大跃升，是人类新的生存方式之一。百万年来，古人类以采集和渔猎为生。一万多年前，人类学会了驯化植物饲养牲畜，人类文明进入了新时代。生产力的跃升带来人口的增长和聚集，为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繁荣辉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。

中国是世界农耕文化分布的主要区域之一。在中国广阔的地理单元内，人们依托所处自然地理条件从事农耕、畜牧、渔猎、采集等生产，由此形成了农耕文化、游牧文化、森林渔猎文化等多种文化类型，其中，农耕文化是我国体量最具规模、影响最为广泛的文化类型之一。考古学证明，中华大地大约在1万年前开始驯化各种农作物。随着农耕的需要，人们逐渐掌握了水利技术，发明了天文历法，形成了包括农事农具农俗农时等生产文化、政治文化、制度文化、思想观念、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等在内的农耕文化。由于地理环境、生产生活具体内容的不同，我国不同地区的农耕文化形成了不同的区域特色。

内蒙古地区的农耕生产历史悠久，是我国农耕文化的重要起源地。远古时代，农耕生产方式开始萌生，早在约8000年前，位于内蒙古东部的赤峰敖汉旗就已经有粟作农业生产。在兴隆洼文化、红山文化、裕民文化、夏家店下层文化等文化遗存中发现了粟类种子，以及石斧、石耜、石磨盘等农业生产工具。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，如匈奴、乌桓、鲜卑、突厥、回纥、契丹、女真、蒙古等，也一定程度上掌握农业耕作技术。秦汉时期，河套地区开展屯田移民，其后历代王朝和地方政权均对内蒙古地区进行农业开发。鲜卑人盛乐建都以后，逐渐转向农业经济。辽夏金元诸政权在北疆地区建章立制，推广农业生产。明代汉蒙各族共同建设“丰州川”，兴起板升农业。清代“走西口”大量移民西进北上，清政府设置道府州厅县等行政建置以加强对农耕区的管辖，促进了我国北疆地区农耕生产的发展。

内蒙古地区的农耕文化分布广泛，与其他文化类型犬牙交错地分布于内蒙古大地。据《辽史丛考》记载，17世纪中叶，达斡尔族在呼伦贝尔地区已发展出一定规模的农业。达斡尔族采用“二牛抬扛”等耕种方法，依照中华民族传统节气，大面积种植大麦、燕麦、稷子、苏子等农作物，并在符合地域特点的农事活动中形成了别具特色的传统民俗。在西辽河上游地区，人们在半干旱少雨的气候条件下开展旱作农业，种植以粟黍为代表的杂粮作物。在生产生活中，这一地区形成了独特的旱作农业系统景观，发展出包括祭星、撒龙灯等民俗在内的独特的旱作农耕文化。黄河流经内蒙古，在草原地带冲刷出富饶的河套，滋养了发达的农业生产。历经两千年，这里积淀了丰富的灌溉农业文化以及伴生的水文化。在河套地区，一方面，人们创造了兴水治黄的高超治水智慧，留下了内蒙古河套灌区这一世界灌溉工程遗产；另一方面，人们心怀对海晏河清、安居乐业的美好祈愿，沿着黄河，一座座古老的龙王庙表露了河套人民对黄河水的复杂情感。独特的灌溉农业文化与水文化的交错杂糅，勾画出河套文化的浓郁色彩和错综线条。

习指出：“在历史长河中，农耕文明的勤劳质朴、崇礼亲仁，草原文明的热烈奔放、勇猛刚健，海洋文明的海纳百川、敢拼会赢，源源不断注入中华民族的特质和禀赋，共同熔铸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。”农耕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，其中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、人文精神、道德规范，在今天依然展现着时代魅力和价值。

内蒙古自治区提出北疆文化建设，以北疆文化建设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总抓手，构筑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，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，为内蒙古地区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进一步繁荣发展提供了宝贵机遇。以习文化思想为指导，以“两个结合”尤其是“第二个结合”为引领，着力推进内蒙古地区农耕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，让农耕文化在新时代绽放新活力，继续为中华民族团结奋进，实现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力量和思想智慧。